第一节　出庭

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，上海的人民检察机构尚未承担出庭支持公诉职责。1956年，根据《人民检察院组织法》规定，担负起出庭支持公诉工作。1月29日，老闸区人民检察院开始试行，凡起诉案件都由检察长或检察员出席法庭支持公诉。随后，全市各级检察机关全面开展这项工作，有些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选择重大案件出庭支持公诉，有的区人民检察院选派检察员出庭，使干部熟悉支持公诉的程序和做法，到第三季度，出庭支持公诉的比例达法院开庭审理案件的54%。

1957年，上海市人民检察院在老闸区等检察院试行基础上，对出庭支持公诉作出规定，要求起诉的案件全部出庭。是年第一季度出庭支持公诉的比例53.4%,第三季度除个别区人民检察院外，做到全部出庭支持公诉，11月以后案件增多，出庭率下降，出庭支持公诉率占法院开庭审理案件的30%左右。

1960年2月，全国第五次检察工作会议提出，应该出庭的，做到全部出庭。

1961年，全市出庭支持公诉率为33%，卢湾、闸北、长宁、金山、川沙、南汇等区、县人民检察院出庭率达50～90%。

1962年，上海市人民检察院制定《上海市人民检察院办案工作条例》，明确出庭支持公诉工作，对揭露犯罪、震慑敌人、宣传党的政策、动员群众遵守法律、遵守纪律、自觉维护社会治安、同一切违法犯罪现象作斗争，起着重大作用，应当出庭的案件必须出庭。检察机关接到法院开庭审理通知后，对组织群众参加旁听，开展法纪宣传的公判案件，都出庭支持公诉；对不组织群众旁听的案件，除有特殊情况外，原则上都出庭；对案情简单、罪行一般、证据齐全、罪犯供认不讳的案件可不出庭。至1963年，出庭支持公诉比例上升到60～70%。这一出庭率一直持续至1966年。1967年以后，由于“文化大革命”，出庭支持公诉工作中断。1979年第二季度起，全市的出庭支持公诉工作由检察机关全部担负起来。1980年1月1日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实施。上海检察机关按照刑诉法第一百十二条规定，对人民法院审判的公诉案件，除罪行较轻经人民法院同意的以外，都派员出席法庭支持公诉。

1980～1995年上海检察机关出庭支持公诉统计表

第二节　支持公诉

五六十年代，检察干部对支持公诉活动尚缺乏经验，工作处于探索阶段。

1956年，老闸区人民检察院试行出席法庭支持公诉。开庭后，审判员宣布案件的性质、字号、核对被告人身份，告知被告人法庭组成人员、被告人诉讼权利。接着，由审判长宣读人民检察院起诉书，并按起诉书指控进行庭审调查，被告人可以申辩，公诉人也可以发问。庭审调查结束后，被告人还可以作最后陈述，公诉人也可以发表意见。之后，审判长宣布退庭，由合议庭进行评议，定期审判。

1962年，出庭中检察员有的宣读起诉书，对被告人不老实的辩解进行驳斥，最后发表从重从轻的处理意见；有的不宣读起诉书，也不发表处理意见。出庭支持公诉工作存在的问题是，一些检察干部出庭前准备工作做得不够充分，说服力不强，无旁听群众参加时发言不够谨慎。

1979年恢复出庭支持公诉后，注意抓好出庭辩论的充分准备，检察干部认真细致地审查材料，熟悉案情和有关的政策、法律，注意边实践，边总结，摸索法庭斗争的规律。当时辩护人或被告提出的辩护论点，有不少是共同性的，强调被告人犯罪的社会原因是由于受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流毒影响；强调被告人年轻无知，初次犯罪；强调被告人坦白交代好；强调犯罪行为的后果不严重。对上述情况，本着三个“忠实于”(忠实于事实真相、忠实于法律、忠实于人民利益)的精神，坚持原则，尊重事实，虚心听取辩护人的意见，据理阐明事实真相和有关的法律政策。

1980年，在总结一年出庭支持公诉实践的基础上，逐步明确加强出庭前的准备工作。在出庭前重点核查犯罪的关键情节，特别对技术性作案、杀人、伤害、交通肇事、重大责任事故等案件，熟悉犯罪现场，进行科学鉴定，把情节搞清楚。对被告人辩解的事实和理由，查明是有理还是无理，对于无理狡辩，分清是抵赖事实，还是抵赖罪责，搞准辩驳的事实证据和法律依据。同时，重视被告人提出的反证，认真核实，做到不枉不纵。充分估计可能遇到的问题，如共同犯罪中被告人相互推诿罪责，证人、被害人的证言在庭上发生变化等，防止临时措手不及。认真制作好起诉书和公诉词，列举犯罪事实叙述清楚，弄清证据间的内在联系，相互印证，揭露犯罪。对重大复杂的案件，编制证据索引，根据犯罪情节，分清主次，包括反驳被告可能辩解的证据，逐一列编，以便临场应用。找准庭审中辩论的主要问题，答辩内容精确，切题，运用概念准确，逻辑严谨，论点论据统一，对对方的辩解、论点、论据，作有针对性的辨驳，根据不同案件的特点揭露犯罪。

1983～1986年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斗争中，在时间紧任务重的情况下，重视出庭支持公诉的工作。出庭前做到“四个必须”，即：必须重温案卷，吃透案情，防止遗忘；必须结合案件，学习有关法律，把握犯罪基本特征，做到法庭辩论中有理有据，有法可依；必须根据案件具体情况和被告人的态度针对性地拟写好公诉词，充分揭露犯罪，适时宣传法制；必须认真分析案情和被告人的态度，充分估计被告人或辩护人在法庭上可能提出的问题，拟写好答辩提纲。庭审调查中，注意掌握被告人的心理活动，对被告人跟随辩护人的提问改变原供词的、为开脱罪责推向客观的、拒不供认又怕从重处罚的等不同情况，注意采用不同形式进行发问，促使被告人打消侥幸抵赖心理，如实供述犯罪。法庭辩论中，抓住重点进行答辩，辩护人对起诉书认定的犯罪事实提出异议的，要力举确凿证据予以答辩；对政策、法律作歪曲解释的要答辩；把犯罪的主观动因归结成客观造成的要答辩；无理要求从轻减轻处理的要答辩。

1985年，上海市人民检察院制定《出庭支持公诉工作的规定》、《出庭支持公诉工作的评分标准》，规范出庭支持公诉工作。

1986年，贯彻全国刑事检察业务会议的精神，各级检察院都把出庭支持公诉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来抓，举办出庭支持公诉研讨班和出庭公诉攻关小组，采取课堂研讨和出庭实践、观摩评议相结合的方法，对出庭支持公诉中出现的新情况、新问题进行研讨攻关，提高起诉干部出庭公诉的应变能力。对一些重大、疑难案件组织庭前“对抗辩论”或开“模拟法庭”，从中找到开庭时可能出现的辩护意见和如何答辩的方法，组织了“对抗辩论”和“模拟法庭”20多次。有的区、县人民检察院观摩其他检察院出庭，交流出庭公诉经验。有的区、县人民检察院到法院、律师事务所或者邀请审判人员、律师到检察院座谈，找出出庭支持公诉中存在的问题。组织干部进行业务学习，掌握国家法律、政策和“两高”有关司法解释。进行公诉词制作、出庭记录比赛。汇集《出庭公诉经验选编》，推广成功的出庭公诉做法。

1987年，上海市人民检察院下发《关于开展评选优秀公诉人活动的试行方案》，组织考核庭，通过互相观摩评议，对出庭支持公诉中带有共性的问题，及时研究对策，加以解决。通过评优活动，提高出庭支持公诉水平。是年提起公诉的案件中，有230件控辩双方在认定犯罪事实、定性、适用法律方面有较大分歧，经法庭辩论，合议庭采纳公诉人意见的有209件，占90.8%。

1989年，在出庭支持公诉中，抓住四类案件，突出支持公诉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结合。第一类是严重扰乱社会治安和危害社会公共安全的恶性犯罪案件。在出庭支持公诉中，注意抓住这类案件的本质特征，利用社会影响面广的有利条件，运用公诉的职能，充分地深刻揭露被告人犯罪对社会的严重危害性，理直气壮地宣传法制，教育公民为社会稳定同严重刑事犯罪活动作斗争，扩大办案的社会效果。在对光新路铁路道口骚乱事件的23名罪犯提起公诉时，充分揭露这些罪犯疯狂地引火烧毁列车和警车，殴打执行公务的消防、公安民警，阻挠灭火，致使铁路运输中断40余小时，造成国家财产巨大损失的犯罪行为。第二类是贪污、贿赂犯罪的大、要案。揭露经济犯罪的严重危害性，宣传肃贪倡廉的方针。对虹口区城建办副主任徐成忠，利用职务之便，勾结姘妇陈某，把9套动迁用房分配给非动迁户，从中受贿11万元大案公诉中，针对徐拒不供认和将主要责任推给陈某的伎俩，起诉部门及时组织力量作了大量补证，拟就了12个方面的答辩提纲。公诉人在法庭上以强有力的证据和辩驳，迫使徐不得不当庭供认自己“以房换钱”的主要犯罪事实。第三类是涉外因素的案件。对这类案件的出庭公诉中，以维护中国的法律尊严为宗旨，既坚决打击和惩处入境进行各类刑事犯罪的外籍人员犯罪活动，又保护外籍人员的合法权利。在对朱文博故意杀害日本人小林康二案的出庭支持公诉中，针对该案被害人已死亡，无任何直接证据，被告人犯有前科，有一定的反控诉能力，到案后拒不交代，并扬言在法庭上见分晓的特点，公诉人在审查起诉阶段就进行缜密的补侦，将案件的每个间接证据形成锁链体系，完整地再现罪犯杀人、抢劫的全部事实，并分析被告人的思想动态，把握辩护人的辩护意向。在长达五小时的法庭辩论中，用层层递进方法，结合科学鉴定和逻辑推理，不容置疑地论证了被告人既有作案的条件、动机目的，又采取了猛扼颈部致人死亡和伪造现场等作案手法，彻底揭露了罪犯的罪行，明确提出应依法严惩的意见，令被告人从开始的十分嚣张到不时低头叹息，辩护人亦无言可对。日本领事馆官员旁听后讲：“听了庭审和辩论，我们感到公诉人列举的证据是充分的。” 第四类是未成年犯罪案件。在公诉中，指控揭露犯罪，着重阐明犯罪行为给社会、家庭和本人带来的危害，促使未成年的犯罪分子认罪服法；客观剖析犯罪原因，立足于教育挽救，实事求是地提出应予从轻、减轻处罚的意见，并指明前途方向，坚定他们真诚悔过、重新做人的决心；启发被告人家长，要求他们负起教育挽救子女的责任。

1993年底，最高人民检察院下发《关于加强贪污贿赂大要案出庭公诉工作的通知》，提出出庭支持公诉是检察机关在反腐败斗争中，集中精力办大案要案工作的重要环节，不仅关系到巩固侦查工作成果，而且集中反映检察机关在查办大案要案工作中的作用，要加强贪污贿赂大案要案出庭支持公诉工作。1994～1995年，贯彻最高人民检察院通知精神，根据反腐败斗争的部署和形势要求，选择“三机关一部门”(党政机关、司法机关、行政执法机关、经济管理部门)和金融、证券、房地产等“热点”行业的犯罪案件14批1300名经济案犯，集中向法院提起公诉，在出庭支持公诉中揭露这些经济犯罪的严重危害。